王凱軍老師年少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別是，他和中國第一代環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經歷了中國環保重大事件的全過程。去年值王凱軍老師60歲生日，在弟子們的一再要求下，他開始陸續回顧從業以來的經歷和經驗，在此基礎上，口述了《環保回憶錄》。綠茵陳和913工作室等一起，有幸記錄整理相關內容。王凱軍老師在環境技術、產業、政策和管理等領域都極具影響力，本次選取的片段是他在環境技術標準制訂方面的部分工作經歷，包括污水處理領域著名的“一級A”標準出臺前后的秘辛。
1.余德輝Yu dehui
1997年，國家環保局（1998年改名為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改名為環境保護部，2018年改名為生態環境部）科技司空降了一位副司長，這是環保局科技司歷史上第二次空降國外引進人才。第一次是曲格平局長從美國引進張崇華（臺灣省籍），這次是局長解振華從法國引進的，叫余德輝，很快就扶正了。
余德輝是留法博士，在法國能源控制與環境署做了四年研究員后去企業。在法國斯佩克環保工程公司工作六年后，到1997年已經是總經理。解振華訪法期間通過使館認識了他，求賢若渴，就引進環保總局了。1997年7月到2003年11月，余德輝在環保總局擔任科技標準司副司長、司長職務，后來他曾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還擔任過國家電力投資集團、中國鋁業公司的領導，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我感覺余德輝在環保總局期間不負解局長的慧眼，很有闖勁，當時第一次發行國債期間，他帶著科技標準司就借助發改委推行國債的契機，在環保產業上做了布局和大量工作。這是比較典型的事。我們協助合作企業有四、五家獲取了國債項目的支持，我們的厭氧顆粒污泥技術和拼裝罐技術，就幫助前文提到的十方公司和中德環境獲得了資助從而使其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2.制定城市污水處理技術政策
Formulate technical policy for urban sewage treatment
余德輝在環境管理上面有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考量，用他的話講，第一步先制定技術政策，短平快可以迅速發揮作用，向社會宣示政府的技術政策導向；第二步制定排放標準規范企業行為，最后制定技術規范幫助企業。所以，那個時期環保總局發布了好幾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技術政策，比如：《機動車排放污染防治技術政策》、《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術政策》等。在1999年底，2000年初，《城市污水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發布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那時候環保總局在“轉型”，需要推動工作，需要協調大量的職能部委。這個技術政策目的是用于控制城市水污染，促進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由建設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科學技術部聯合發布。所以，當時環保總局正部級副局長宋瑞祥利用周末邀請建設部分管副部長到環保總局北安河培訓中心所在地鳳凰嶺去爬山。宋部長曾任地礦部部長，是搞地理出身，酷愛爬山。
兩個部長去爬山了。而在另一邊，兩個部委的司長和幾個處長聚到了一起開會。環保總局的司長帶著產業處、標準處3-5個人和住建部的司長、幾個相關處，一起開會討論城市垃圾的技術政策和城市污水的技術政策。
我們這個組討論的是污水的技術政策。
當時的環保總局對城市污水基本上沒有太多接觸，了解工程的人也比較少，因為我從一開始工作就搞的是城市污水的水解-好氧處理，長期在城市污水領域工作，和建設部的專家更熟，所以請了我，還有王家廉（曾長期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水污染治理委員會秘書長），算是環保總局請的專家，王洪臣（時任北京城市排水集團總工程師；現任人大環境學院副院長）、張悅（時任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究院副院長，1997年兼任院總工程師，兼任國家城市給水排水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是建設部請的專家。這次環保總局和建設部請的專家無形中形成了打擂臺的局面，因此，我可能就不幸地被建設部打上了“環保總局專家”的烙印，不過這也是會議組織者無心之過。
建設部那邊上來就拿出來一個東西，說我們搞了一個版本。大家一看主要是污水處理廠運行管理方面的內容。
當時，大家對技術政策的內涵不是太理解，但是一致認為運行管理和技術政策還是有差別的。然后環保總局王家廉這邊也拿出一個事前準備好的稿子。這種打擂臺的開場，使得會議從一開始氣氛就比較沉重，王家廉和建設部的專家們不算太熟，我和張悅、王洪臣相對熟悉，所以就在他們之間協調。我建議兩個稿子都不要，大家開始重新商定合理的內容。這樣兩個部委的官員和專家才開始一字一句起草，再一字一句修改，意見常常是爭鋒相對。
那時我初步體會到，國外講標準是利益平衡的產物，在我們國家其實也一樣。 當時印象非常深，談到污水處理的幾化，其中有投資多元化、市場化，張悅代表建設部堅決反對，最后就給拿掉了。但是過兩年以后，他上調建設部擔任城建司副司長，就開始推行投資多元化、市場化，跟幾個部委共同推行了污水處理特許經營。
建設部后來出臺了《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和（《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文件，有力地指導了城市污水處理的產業化進程。現在首創、北控等幾個著名水務公司的迅速發展都是得益于這些政策。應該說這是他到建設部最大的功績之一。幾年后，就這個事情我和張悅說：你當時就是典型的屁股指揮腦袋。說回到這個技術政策，在當時國債期間，污水處理廠大規模建設的情況下，它對于實際工程起到了良好的指導作用。【注：從1998年到2005年之間，國家在污水處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累計批準總投資達2790多億元，其中國債610多億元，涉及全國污水處理項目1987個。】。這個技術政策的討論會，從早上一直開到了第二天早上五點半。在凌晨三點左右，我們這邊還討論得不可開交，另一個討論垃圾技術政策的會議據說已經快弄完了。一直到清晨五點多，我們這邊才弄完，但是，垃圾組那邊又重新吵起來了，說是為了垃圾熱值應該是1500大卡還是1200大卡，又吵了兩三個小時。不得不佩服，專家們真是十分敬業。等到我們吃完早飯，快九點鐘，垃圾那邊才結束。但實際所有的政策內容就是兩頁紙。
3.不小心搞出個“一級A”
Accidentally created a "first level A"
2002年以前對城市污水處理廠的排放都執行《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96)。由于該標準多數指標是針對工業廢水的，當時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處理技術還在發展階段，因此，對城市污水的針對性不強。科技標準司在提出城市污水處理技術政策后，馬上按照計劃，啟動了《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的編制工作，可以看出來，這個標準不論從時間和內容都是與技術政策一脈相承。比如：技術政策里提到一級強化處理，大家都不同意。但是當時余德輝是有些想法的，他提出要給市長出路，別讓他們沒有奔頭，所以，標準里也體現對于城市污水要求“一級半”處理。
《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制定委托了北京市環科院，課題負責人和編制人是馬世豪（時任北京環科院副總），以及我在北京環科院主要技術搭檔和好友賈立敏的夫人何星海（主要從事環境標準與水污染控制研究）。但是，司里下文明確我是首席專家，原因可能是看到在技術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和建設部專家很熟，可以很好地統籌協調建設部的意見。而馬世豪和何星海長期從事環保總局的標準編制工作，跟建設部那邊來往少。所以，我的首席專家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成為協調建設部專家意見的“惡人”，事實上，我從這時已經開始認真研究美國和歐洲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研究完美國與環境保護相關的聯邦法400系列，首先發現我們國家的標準其實只是人家幾百頁里頭的幾頁紙。我國的標準只有排放限值，而美國的法規則是從最開始的公共宣傳、排放限值，到后期的監管、懲罰措施等，是一個完整系列，這些學習和思考奠定了我今后從事標準建設的基礎。
建設部也很重視這件事，一開會就把“八大院”（指八個大型市政設計院：華北院、上海院、中南院、西南院、西北院、東北院、北京院、天津院）全找來，讓我去解釋標準編制并開會討論。在一些事情上說服建設部方面的專家，確實費了很大精力。
就這個標準本身，建設部和污水處理廠在當時都很難接受。大部分廠長說：我們污水處理廠是處理污水的，是解決污染的，你這個標準的名稱怎么能叫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我們沒有污染物！這在現在看已經不是問題，在當時就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去解釋和協調不同意見，簡直是要舌戰群儒。當然，最終標準由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技術監督檢驗總局于2002年12月24日批準發布，2003年7月1日實施。
BIAO ZHUN
標準其實也是部委、設計院、環保公司等各個方面利益及權利平衡的結果。標準里還有很多具體問題，到現在還在爭論，比如為什么是“一級A”的標準。
其實當時標準里的“一級A”指的是回用平臺的基本要求。
在《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8918-2002），標準分級為“根據城鎮污水處理廠排入地表水域環境功能和保護目標，以及污水處理廠的處理工藝，將基本控制項目的常規污染物標準值分為一級標準、二級標準、三級標準。一級標準分為A標準和B標準。”
在《標準》的發布稿里，“一級標準的A標準是城鎮污水處理廠出水作為回用水的基本要求。當污水處理廠出水引入稀釋能力較小的河湖作為城鎮景觀用水和一般回用水等用途時，執行一級標準的A標準。”一級A是回用水標準，這是當時我和建設部共同討論認定的。但是，到2005年，國家環保總局發布了《關于嚴格執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通知》里面提到，“北方缺水地區應實行中水回用，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執行《標準》中一級標準的A標準；其他地區若將城鎮污水處理廠出水作為回用水，或將出水引入稀釋能力較小的河湖作為城市景觀用水，也應執行此標準。為防止水域發生富營養化，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出水排入國家和省確定的重點流域及湖泊、水庫等封閉式、半封閉水域時，應執行《標準》中一級標準的A標準”。特別是提到省級重點流域，這就有將“一級A”擴大化的趨勢。這個通知出來后，有一次開會，張悅碰到我說：你能不能反映反映，說“一級A”的標準適用于全國和省級重點流域太嚴格了，是不是能夠把范圍限定在三河三湖？我同意他這個意見，就跟環保總局主管司長談了這個事。當時我對美國和歐洲標準體系已經有所學習，我建議說：“標準從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法律性文件，而你的通知的法律效力沒有標準高，所以用通知來規定標準不合適，即使改變也應該以修改單的形式來修改標準。”環保總局后來確實按照這個意見出了修改單，2006年出了《關于發布<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修改單》的公告。但修改單寫的內容，仍然是省級和國家重點流域，實際就把“一級A”的適用范圍擴大很多。 到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時，總理在太湖現場當著環保總局、建設部和水利部的部長們的面說要實行最嚴格的標準，環保部門有了尚方寶劍，從此正式推動“一級A”標準。所以，最終就變成了現在這樣。事實上，從回用標準到排放標準，有個別指標是應該調整的，比如：SS（固體懸浮物濃度）的標準值。
這也就是為什么最終全國都執行“一級A”的前因后果，總共是經歷了三個回合。【注：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2007年5、6月間，江蘇省太湖流域爆發嚴重藍藻污染，造成無錫全城自來水污染。生活用水和飲用水嚴重短缺，超市、商店里的桶裝水被搶購一空。】
這個標準也反過來促進了一些產業發展。而且正因為SS的標準值沒有調整，造福了一些企業。
比如：浦華環保李星文的濾布濾池技術，碧水源的MBR（Membrane Bio-Reactor，膜生物反應器）技術，都是因為標準要求應該控制懸浮物，才得以迅速推廣了幾千萬噸的規模。這體現了標準對技術導向的重要作用。而新大陸的紫外C技術，也是因為“一級A”的標準才發展起來的。
與陳健夫婦在導師Lettinga家里做客
“新大陸指的是福建新大陸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其創始人、董事長陳健是我90年代初在荷蘭的同學，我們一起在異國他鄉度過了美好的時光。我從標準體重120斤上升到160斤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每個周末與他一起相約幾個好友豪飲，然后倒頭大睡。但是，他在2004年左右回國，我并不知道。
我一次在審查中小企業創新基金時，偶然看到了申報的材料中的主角在瓦赫寧根讀過大學，后來到加拿大，回國創業搞紫外C。我才意識到這是我的老同學，然后才建立了聯系。
陳健在廈門大學是學物理化學的，到了荷蘭去搞環境的物理化學技術，荷蘭沒有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做論文就跑到美國去做，最后在加拿大的一個公司里頭工作。他雖然學了環境，但回國以后搞的是機械，因為他從小喜歡機械、軍事。他一個學理的人，搞出來的紫外C消毒設備卻是國內最早的、高品質的環保產品，后來又推出了臭氧，也是國內首家具備大型臭氧發生器生產能力的企業之一。所以陳健可以說是一個奇才。在2006年左右，環保總局啟動了“一級A”標準的修編，又委托我編制新的標準，環保總局領導說其他都可以修改，但是“一級A”這個名詞仍然要保留，因為中央領導都知道一級A，大家都知道一級A，你又變了名稱不好。 從這段經歷來說，我覺得，一個人如果能夠抓住機會，接觸一行，鉆研一行，精通一行，絕對是一個很好的經歷。一個人也應該這么要求自己，特別是在環境這種跨多個學科、跨多個專業的領域，這一點尤為重要。
在一個時期“一級A”標準一直是業界的焦點問題之一，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不應該采用這么嚴格的標準，直到北京市采取了更為嚴格的地方標準后，大家對于“一級A”的爭論才小一點，爭議轉向了準IV類水的標準。
我作為編制的主要負責人本可能承受比較大的壓力。但是，業界很多人不太知道我是編制者，所以矛頭一直指向環保部，另一部分知情者知道標準的演變過程，所以我也沒有成為背鍋俠。
當然我也用不著替任何部門背鍋，我也很少對此發表觀點。我現在可以表明我的觀點，簡單講是“存在即合理”。
為什么北京提標之后，合肥、天津、兩江、滇池、太湖、浙江與河北等地方政府都前仆后繼采用更嚴格的排放標準？這涉及環境管理的問題，這是地方政府承擔環保責任的剛性需求的表現，環境保護法要求地方政府負責地方環境質量。
今后會不會有更嚴的標準？我想是有可能的。滇池便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長達20多年反復投入和不達標之后，近年滇池提出了全國最嚴的標準，總磷要求達到0.05 mg/L，總氮要求小于5 mg/L。從全國范圍來講，這正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體現，即“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對于標準的各種指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技術界的同仁也會受到專業的限制，大部分技術人員很少從管理的角度思考問題。我非常認同長期從事標準的中國環科院元老夏青先生的意見，“排放標準不能對地方環境質量負全責”。
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全責，不是排放標準負全責。因為地方政府手中除了國家標準，還有地方標準、規劃和項目環評、治污規劃、排污許可證、總量控制等多種手段以及多種監管措施來確保環境質量。正確看待標準問題，既要有工程思維，同時也要有管理思維，既要有水處理技術思維，又要有標準科學的知識。提出批評切忌僅僅單純從自己的技術背景出發。
04走向環境管理技術體系
Towa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system
在做標準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問題：我們國家城市污水技術很多是照搬別人的，標準方面也只是借鑒了國外的只言片語。
前面已經說到：我國的標準只有排放限值，而美國的法規則是從最開始的公共宣傳、排放限值，到后期的監管、懲罰措施等是一個完整系列，每項標準都是一個單獨的法規。當時，科技標準司領導也意識到我們國家標準簡單限值的問題，讓中國環保產業協會來解決。環保產業協會韓偉（曾任江西省環保局局長，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秘書長，會長）和易斌（現任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組織王家廉起草了一個文件，邀請我去開會討論。
我根據這幾年對歐美標準體系研究的結果，提出了自己的系統想法。當時科技司的負責同志說：“你的想法很好，確實我們限值討論得比較片面。我們能不能構建一個環境管理技術體系，包括標準、技術、政策、規范等等，把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構成體系。”
會上他們提出讓我承擔整個體系的建設。我感覺這是他們事前商量好的一個“局”，可能他們一直認為沒有更合適的人能夠承擔。我當場就表態：義無反顧。當時，這項工作環保總局沒有經費支持，但是，我們都非常有覺悟，表態有沒有經費支持都沒有關系，先做事。幾年后，這個工作得到公益項目、水專項和部內工作經費的支持，國家累計投入了大幾個億的經費，從無到有這應該也是我們工作的成績之一。現在，可能有人會問我這個事情真對我有這么大意義嗎，為什么要干這件事情，并且一干花了十年時間，值得嗎？除了這符合我當時的定位，擔任北京市環科院的總工程師，要找到能夠長期支撐國家部門工作的原因外，還有兩個原因促使我下決心。 首先，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城市污水大發展的階段，前文提到這一期間各種SBR技術、氧化溝技術和Unitank技術，被稱為新的八國聯軍亂象(具體可見前面章節)，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我們一些同志認為國外的就是先進的，我們自己缺乏準入門檻，技術鑒別能力和相關技術評價制度。
所以導致了我們在城市污水處理的技術路線上走了一條高能耗、高投入的彎路，其影響深遠，甚至到現在在30-60碳達峰、碳中和上缺乏抓手。其次，因為涉及的對象是各種技術，掌握政策、標準和規范，我們就可以從容超前布局，一句名言：“一流企業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所以，這是一個制高點，而以前的人和機構之所以沒有搞好，是因為產業和標準兩者之間缺乏橋梁，反而造成了對立，所以需要既懂產業又要懂政策要求。
在這方面，通過“一級A”和前期的標準工作，我搞這個有獨特優勢。我們后來確實在污泥、村鎮污水和畜禽養殖幾個領域全面開展工作，并且迅速占據先機。
在國內外開展BAT技術交流活動
在科技司的推動下，我開始牽頭做這件事。在2006年左右，我們先出了一個規劃，2007年發布，就是《國家環境技術管理體系建設規劃》，是正式發布稿。大架構基本上分為三塊：一是環境技術指導體系，這項又分為技術政策、最佳可行性技術指南、環境工程技術規范三個內容，這一部分我們按國民經濟分類，實現全覆蓋，需要編制上百個行業的技術政策、BAT指南和技術規范幾百個文件；二是技術評估體系，包括環境一般性技術評估、最佳可行技術（BAT）評估、環境技術驗證（ETV）制度；三是技術推廣，包括示范機制、推廣機制、信息系統三個部分。這一部分的詳細內容將另文介紹。我僅僅介紹對我有影響的幾個方面。
第一，依托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即現在的環境學院）成立了一個環保部的環境技術評估管理中心，申請書通過環保部科技司組織的專家審議，2009年12月，根據環保部科技司名稱為《國家環境保護技術管理與評估工程技術中心》。
第二，因為技術管理體系被列入部里科技重大工程之一，科技司將技術管理體系加到“十一五”水專項里，設立了一個項目，我作為項目組組長牽頭，中國環科院的宋乾武博士作為技術負責人，相當于副組長。
另外，水專項第一屆總體專家組是部門選派，每個部門都推薦了一個人，組成編寫組，后來這些專家轉為總體組專家。最早我還不是總體組專家，是咨詢組成員。科技司強烈推薦我進總體組，我這個不代表任何部門的總體組成員一干就干了三個五年計劃。
第三，推動我認真思索技術創新、技術推廣和產業發展等一系列問題，這一期間也提出標準化工廠、生產性研發中心等一系列思路，其中的工作也間接推動了污水處理概念廠的工作。
從這一系列的事情里，可以看到，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你開始一個新領域，一定不要畏難，而要認真對待，每一件事都有認真研究的空間。只有認真研究了，事情才能做好，才有后續進一步推動發展的可能。
如果說“一級A”是我在標準上的“而立”之做，那么醫療機構污水處理的系統標準規范可以說是“不惑”之做，學會了標準法規編制方法和體系規律；而環境管理技術體系就是達到了孔子說的“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理解是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
環境管理技術體系一直做到現在，變成了有上百個標準的龐大體系，工作量也是龐大的。技術規范仍然是環保產業協會負責，BAT被正式納入許可證體系，已經發布了幾十個行業的文件，現在由環境部標準所負責。 【注：水專項，全稱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是為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緩解我國能源、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制約，根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設立的十六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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